然而，时至今日，此文依然具有其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所提出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有效：如何跳出个体的国族忠诚重塑自己的学术议程？如何以一种全球的视野撰写地方的故事？如何审慎地思考环保主义与环境史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将对本地的情感与宏阔的理论，以及对自然的深刻关怀共同纳入环境史的研究议程当中？凡是种种，依然是环境史学者必须面对的变化与挑战。在另一方面，作为第一篇呼吁环境史国际化的理论文章，此文对世界史研究的生态化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世界史学者寻求定义新世界史时，此文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饶富趣味的是沃斯特本人的观点并非是四十年不变的。在此文发表的二十年后，他出版了两部关于美国环保史上重要人物的传记：《向西奔腾的河流：约翰·卫斯理·鲍威尔的一生》（2002）与《热爱自然：约翰·缪尔的一生》（2009）。两部传记均获奖无数，《热爱自然》更获得苏格兰文学的最高奖。这显然同其在文中的呼吁发生矛盾。译者就此矛盾询问作者，沃斯特回答说：任何学者的思想都非僵化固定的，同自然与社会中的一切事物一样，思想也充满变化。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他对很多问题的思考都发生了转变，包括对人物传记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一名练达的历史学者，他需要尝试历史不同尺度的写作。他已撰写过地区史、区域史，因此，希望回到历史学者最擅长的人物当中，看一个个体如何与其自然与社会环境相作用，其思想和行动如何为一个远为广阔的外部世界所塑造，而他对这样一个世界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苏格兰文学最高奖的授予或者便是对他的这一尝试的肯定。在2016年2月，沃斯特出版新书《萎缩中的地球》，实践其历史写作的又一尺度，他将之称为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在该书中，他希望回答现代世界历史如何在生态丰裕中开始发生，又如何在生态匮缺走向终点。(end）

  一个耐人寻味然而却始终未受太多关注的问题是，为何致力于时间历程中社会变化的历史研究自身，却往往高度抗拒变化，特别是在其学科内部——在其智性的边界，其道德的共识，及其优先取舍的秩序上。我们开始怀疑，在其创立过程中，有着某种集体的保守冲动形塑着这一学科，创造了一种行会气质。自其最好的一面看，该气质鼓励了一种坚持传统与延续性的忠诚德行。但是这类气质性的保守主义也有其不太诱人的一面。今天的传统历史学者有时与陷入重重包围的国家相类似，捍卫其资源与文化，免遭熙攘喧嚣的移民的侵略。它会说，新来乍到者无法适应，他们将分裂这个共同体。他们的语言稀奇古怪；他们前往错误的教堂，信仰错误的神祗。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鲁莽好辩，无政府、无秩序。允许他们进入，他们将消耗稀缺资源。他们将坚持做出改变。

  环境史被不可避免地抛入停泊美国的那船移民当中。它被允许进入这片福地，然而他们并没有受到热情的欢迎，同时必须接受限制的条款。新移民群体往往热烈地希望站稳脚跟；幸好，这位也不例外，因为在其前行的途中，它需要在业已确立的思想层面一再地证实自己。我并非对现有统治秩序毫无同情。在主流历史学者看来，可能做出这样的要求，甚至闭关锁门似乎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从移民的观点看，这也是此处我假设的观点，成功，需要仰仗自由化的进入政策。同样，在某一些程度上，它也依靠改变现存的观念气候，令历史的规训更加开放，更加同其需要契合。

  在传统主义者捍卫的僵化假定，而又成熟至可令新移民挑战的清单上名列前茅的，是诞生于19世纪，对历史是关乎国家与国家文化的信仰。无疑，部分传统学者对此假设做出限制，甚至忽略其存在；但是，无论怎样，它仍然持续主宰着这一学科。在我看来，环境史在行动深受如此羁绊的情况下，是无法繁荣发展的。我预言其成功将出现于那些轻松跨越国界的研究当中。可能，我们对学术移民的政策无甚掌控，虽然我们总被告知行端走正便能够让我们入籍。但是一旦进入，我们便面对着挑战，寻找可以将我们自民族国家的强制性轻率分类中解放出来的构架。如果我们没办法定位该构架，那么环境史有很大的可能性将被贬黜为边缘化的存在，如同那些在淘金热时进入蒙大拿的中国洗衣工。

  可惜的是，环境史这个部族已然过度锻造自身，得以同国家边界的僵化心态严丝合缝；其结果是，普遍而言，我们没办法坚持行动的自由，甚至无法辨识我们工作在他处的智性同胞。环境史不是一种特定的美国发明。它以其它名称在其它国家出现，甚至有时远比我们的努力早得多。因此，我们研究议程上最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将这个部族聚集在一处，获取一种方法与内容上更加国际化的综合，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重新引导我们更大的学科走向后民族主义史的综合。我相信，如此研究议程的成效将是历史探索中地方史与区域史的复生，以及一种觉醒的全球想象。

  一种全新的后民族主义综合应当始于三个环境史率先繁荣的国家——英国、法国、美国。这三个国家迄今为止都分别遵循其自身的方向，我们第一步必须对其各自覆盖的领域有更好的认识。在大不列颠，其研究明显为强大的本地事物所主导——德文郡或者新福里斯特或者西部高地景观的变迁。它回溯漫长的时间线，直至罗马人修建穿越沼泽的道路，泰晤士河谷的旧石器猎人打造手斧。在那样的历史中，至少是在其抵达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中，我们很难，甚至也非必须，安置人与自然之间的区别。由此，我们拥有了一些包容共生的著作，如H. J.弗勒（H. J. Fleure）和玛格丽特·戴维斯（Margaret Davies）之《英国的人之自然史》。其中，植物、衣物、地质与建筑均以令人信服的优雅轻松姿态流动汇聚。这是一部自英国人对地方的热情依恋，对多样化土地以及来此定居的人们的热爱中，生长而成的环境史。然而同时，它也往往是一部没有普遍思想的历史，不具备可以适用于他处，非英国环境的解释理论或范式，特殊的、隔绝的、有时古奥的气质成为彼处环境史的特征。

  与之相反，法国发展出一种短于本地之爱，长于全球想象的环境史。法国历史学家——我脑中浮现出的名字有吕西安·费弗尔、马赫·布洛赫、米歇尔·代维兹、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同英国历史学家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往往选择前现代的群落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在从个别案例中看到普遍类型的方面，展现出更好的才能。他们奇异天才的最近范例是勒华拉杜里对14世纪法国村庄蒙塔尤的研究，在该书中，他探讨了自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转型中的生态因素。这位法国历史学家问道，人类学中有什么能够有益于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他问道，什么是能够赋予大团混乱表面细节以连续性的，那些往往被淹没，却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这并非是一种为个人对自然未来的关怀所推动的历史学。更准确地说，它的价值在于它坚持环境史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欲理解之，要求做一种结构性分析的探寻。

  然则，美国人研究美国问题的意义又何在？在这一个国家，我们聪明地促成了一种必需的美德。我们没太多前现代的深度，或者复杂的区域多样性，是以我们将自己的才华倾泻在人物传记之上，在公开的思想研究之上，在自然保护的政治史之上。我们成就的很大一部分是对一场全国性改革运动所做的编年，该运动试图调整美国人对待自然的所作所为。我认为，该方式有以下优点：美国学派令我们明晓在阐明一个社会的意识中，重要的个人及其思想所能扮演的角色。它将历史从档案中带出，进入对环境议题的当下讨论当中。在其最好的情形中，它业已产生一种展现审慎学术与道德承诺之间的创造性张力。但是这些优势必须与其若干弱点共同考察——特别是一种持久不懈的将环境史认同为环保主义的趋势。如果我们将研究窄化至那一狭小的生态位中，环境史将会无从回避地凋零。而如果它将自身贬低仅为思想史的子学科，仅仅提供一种对社会变化无法令人信服的理想主义者的解释，亦即是说，如果它将思想、宗教、哲学视为历史中全然独立的形塑力量，那么它也会自绝生路。

  有人或许会说，此三种范例恰恰证实了国家差异的现实——确乎如此。即使在大众旅行普遍的今日，美国人显然保留了许多价值与风格上的独特性；法国人、英国人，或者各国人皆然。虽然历史学家仍然对那些国家的差异予以重视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对他们将自己圈囿在特性之中，忽视很多关键的跨国现象，无法同现代全球的紧迫事务保持同步所做的批评，也是公平的。一种成熟的、生机勃勃的未来环境史学必须在某一些程度上贯通三种国家，以及更多国家的方法，进行共同的探求。当前的问题变成，我们怎样方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遵循何种研究策略？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跃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什么将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更多关于约翰·缪尔的传记无法引导我们前行地更远，对康沃尔的凯尔特定居点的考察也无助于此。我另有一个可供选择的研究议程，这一议程将利用现已完成的出色工作，然而也将尝试离开该工作，进入一种国际性的新认知。它基于一项事实，即今天所有的国家，地球上每一处共同体都在分享着一些基本原则性的历史议题。对这些议题所做研究的结果将是，对跨越国家边疆进行练达比较的著作。我的研究议程包括两组问题群——现代历史的根本性困境是首要利益之所在。

  这两组问题群的第一组是在感知自然环境，对之采取行动的过程中，由民间权威向专业化权威的转变。民间所指为人们普通的、未受正式训练的语言。它源自拉丁语vernaculum一词，被用于指代任何家庭制造或家庭生长，而非从他人处购买的事物。在环境术语中，它同其它标签一起，被我们用于显示普通人在自然之中漫长而复杂的经历。在放任自流的状态中，世界各处的普通人至最近之前，都一直试图赋予其环境一种个人层面的意义：他们问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我们如何能够在这里成功地生活？他们在其所知的自然中投入精神与美学的价值，他们遵循着已被检验过的策略，从其周围ECO中提取生计。没有人告诉一个农夫他应当如何讲述他的田地。也没有人提供改善猎人杀戮比例的科学建议。然而，一个专业化人士新阶层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切。现在，各地的民间技能都在慢慢消亡，为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博士以及官僚的非个人技能所取代。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所称的“被管控社会”（managed society）究其根本是一种环境事务，属于我们研究的最中心。

  在美国业已出版了一系列对此问题的不同方面所做的出色研究。但是我们仍就缺乏对各类作为环境管理者的工程师群体——他们为何人工作，指导其工作的价值观为何——或者农业科学家对世界土地利用的影响，所做的全方位考察。专业技能的海外输出，及其同民间传统之间不可避免的碰撞，是一个更为历史学者所忽视的问题。让我们以菲律宾为一个适当的个案：在美国殖民主义下，这些岛屿成为外国专家做试验的诱人热带实验室。耶鲁的专业技术人员带着热带雨林如何被收获的新观念入侵该处；随之而来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健康护士，他们带去了医疗与卫生的变化；最近，则是洛克菲勒的遗传学家在那里提倡绿色革命。我们也可以在身处印度的英国水利工程师，或是非洲荒漠草原的法国农业学家的问题上，讲述类似的故事。专业化知识、专业化技术理应构成一种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令所有人受益的语言。但是，现实却不一样。环境专业主义比我们所一般意识到的，更加依赖于权力与文化价值的既有结构，它在很多个案中成为帝国的强大工具。

  自然的专业化是一个可以被轻易放入美国学者对思想史的长期关注的议题。而在另一方面，民间传统对于那一旧有研究方法而言，则非如此熟悉，如此温顺。我们怎样方能接近普通人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与想象生活，特别是那些很久之前便已故去的人们？一个答案来自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其著作如《象征的森林》中，他展示了我们如何通过民间仪式的研究来了解本地传统。在宗教、生殖、狩猎、收获的仪式中，他坚持认为，我们大家可以定位“理解人们如何思考、感知……他们运作于其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决定性钥匙”。另一位人类学家，莫妮卡·威尔逊（Monica Wilson）写道：“仪式在其最深层次揭示了价值……人们在仪式中表达他们最受感动的事物，而由于表达的方式是习惯性的、常规化的，它也正是被揭示的群体的价值。”甚至今天，对于大部分历史学者而言，这仍是陌生之地。我们长期专注于个体意识，以及公开出版的意识，现在方始探求集体心态的领域：神话、人种学、仪式、民间传说。在我们掌握那种研究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对现代社会的历史学者而言，更为核心的问题——领悟民间向专业主义的转型。

  在我的议程上的第二组问题群是，从本地勉强维生的共同体向世界市场秩序的经济与生态转变。我们业已讨论的民间文化并非神秘地自发形成；它们是在特殊的物质环境下出现并成长壮大的。在人们自行定义其需求并以其自身努力直接满足它们的地方，民间传统开枝散叶。我们将“勉强维生”同该生产模式相联系，意味着一种糟糕的、困顿的生活。一个较好的词可能是雷蒙德·达斯曼（Raymond Dasmann）之“ECO文化”。它适用于所有生活深植于一个特别地方的人，无论是农夫，抑或游牧的猎人，也适用于那些主要在自给自足以及该处提供的资源中规划自己需求的人。我们的最大的目的必须是理解他们如何形塑自己的经济，以适应左近的ECO，在大部分情况下，设法在很长的时间中，在稳定的平衡中支撑自己。生产的方法与工具，使用土地及摄取资源的途径，为其所从事的一切提供了最重要的事物。

  市场观念与制度对生态系统文化的破坏现已进行了四百余年。但是，却是一直到19世纪，这场征服方在整个星球的范围内变得如此彻底。历史学者起步发现这场侵略的完整程度，然而我们尚未自这场革命的每一个角度探索在人与地球的关系中，它是如何作用的。自然是如何被转化为一种抽象的，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的过程，尚且模糊；虽然专业经济学者的崛起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兴的强大资本家阶级亦扮演了重要角色。接受法式训练的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展示了市场如何变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基础，亦即是一种全世界的社会秩序，具有成员群体，对合法性的诉求，以及单独的劳动分工——一个从西欧其诞生之地向地球最远部分移动的世界体系。但是自最终的生态动荡中提取一个完整故事的工作，尚留待环境史家完成。一旦被书写，该故事将自阿姆斯特丹延伸至婆罗洲，从休斯顿扩展至沙特阿拉伯。它将讲述本地居民与本地资源之间的联结是如何断裂，及其为二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研究农业是穿透这一转变的最好途径，因为农业甚至在今日仍然构成了人类最普遍的职业，同时也是人类加诸于自然环境之最普遍深入的影响。市场农业切实地为咱们提供了一个题材的世界。作为环境史学者，我们第一步关怀的是现代农业对全球的森林、草原、能源类型、人口、野生动物、水和土壤的冲击。

  当我们将环保主义放入其与世界市场秩序演化的关系中进行考察时，这个熟悉的美国主题也将呈现出新鲜的色彩。例如，对历史学家而言，社会与生态的后果将变得越发难以分割，或进行单独研究。再如，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环保主义者将被视为愈趋国际化的人物，其改革热情不断地由国家比重向国际比重倾斜。这一国际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尚鲜少研究。比如，现在尚无人探讨19世纪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领袖同其欧洲同仁之间的联系，这一相互促进的情形一直延伸至新政时期，一路走下直至今天。我们还可以提出其他有关问题：“生物圈”的概念何时出现，何时赢得公众接受？它的接受标志着地球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的观念，取较为古老的本地ECO的观念而代之。国族主义又是如何阻挠这种扩张的地球意识？在世界体系中，环保主义者与生态学者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扮演着专业化的、受教育的精英角色，推动对民间文化的捐弃。

  本文以民族国家的边界应当定义历史学者的想象，这一仍然普遍的假定为开端。而今，它已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假定，支撑它的是深层次运作的情感和学者的判断，是传统也是逻辑。在某一些程度上，它直至今日都良好地服务于历史学的事业。然而，它已开始丧失某些可信力和价值。在各方面都有迹象显示，民族国家对于很多需要强调的问题，很多未来的和过去的问题而言，不再是一个合适的架构。

  华莱士·斯泰格纳（Wallace Stegner）是一位往返于国际边界的移民，他曾经写下如是文字表达此意：我不再真地认为我是一个美国人。我明晓对一个特殊的地方有着强烈的依恋是怎样的感觉，也承认对地理根源，对一种不懈的、可控制的身份认同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我回应着更大世界公民身份的呼唤，它将外扩包含所有人类，所有自然，以及我自身的利益。然而，“美国”既不足够小，也不足够大，不足以激发我对它的承诺。愈发地，它是一种在其个体有用性消失之后任旧存在的抽象概念。

  对斯泰格纳来说，该立场首先关乎私人的忠诚。它同新英格兰四处游走的旅行者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所选择的方向类似，后者在康科德村庄和那个不羁的圆形世界的两极间不停歇地行动着。许多的环境史学者阅读过这两个人，虽然未将他们认真地看待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指导。但是，他们二人一起表达了一种，在某一些程度上，可以自个人爱国主义的事务中分离出来，可能被用于学术策略的事物当中的观点。它呼唤对我们的许多研究进行重新设计，是以当我们寻找自我的瓦尔登湖研究时，我们也将找到恒河。

  本文原刊于《新世界史（第一辑）》（2017年6月），作者为唐纳德·沃斯特，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译者为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